四川南充考生张非今年高考考出677分的成绩，欲再上清华。据悉，张非已经参加过四次高考，曾考上北大、清华，后因沉迷网络而退学。网友称，从清华退学是其主动申请，目的是通过高考挣钱(见《华西都市报》)。无独有偶，就在去年11月，有媒体曾报道湖北考生周剑同样沉溺于网络，高考“三出四进”，最后被华中科技大学录取。据说，考一个市级头名，学校奖励行情是10万！

　　如此惊人的相似，似乎该让人唏嘘不已。其实，在中国高考这个舞台上，每年都会“塑造”出一些“著名”的争议人物。他们在赚取公众的目光之时，也成为审视高考制度的标本。

　　和周剑一样，张非先后两次考入北大、清华，可谓是个“奇才”。但如果张非再次参加高考只为“又将轻松获取南充十中的一笔重奖”，继续沉溺于网络世界，即便他是考场上的“常胜将军”，也无法抹去浓重的悲剧意味：他所具备的，不过是一种偏执的才智——应试能力。他可以笑傲考场，但考场之外，却往往是生活的失败者。张非的遭遇，又一次暴露了当下学校教育和考试制度的弊端，即功利性的一元化工具教育，忽视了学生的综合素质，造就了不少考试机器。

　　在我们关注“张非式”高考现象的背后，高考状元情结、高分与奖金、升学率、职称、升迁、权力等层层交织，衍生出一种顽固的“高考生态”，使得“高分”所兑现的社会筹码日益繁杂庞大，并成为竞相追逐的目标。而比“高分”更为重要的家庭关怀、社会关怀、学校关怀，以及必需的“学习的能力”的培养，却轻易地被淡化甚至被忽略掉。

　　撇开摆上前台的现象细节，谁会去真正关注他们的命运？在当前教育资源远未达到丰富的状态下，在“一考定终身”的高考资源分配制度依然占主导之时，被戏称为“考霸”和“职业考生”的张非周剑们，无意识中成为教育的畸形产品。他们最终“脱颖而出”的关键，无非是分数，这暗合了以分数作为衡量标准的高考制度；悖论也由此而来——分数之外，在他们身上，我们所能看到的几乎是一片空白。

　　当张非并非作为某一个极端的个例存在时，我们想进一步地追问：下一个“考霸”会是谁？从社会到家庭、从中学到大学、从高考到教育体制，究竟该有怎样的担当，该有怎样用力的方向？这着实值得每个人深思。(刘永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