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孙女孙穗芳在《我的祖父孙中山》的后记中记述：“1955年，我从上海第八女子高中毕业，我三年高中的总平均成绩在90分以上，还被评为五好学生……我不能进入任何一所大学读书。我对自己的未来非常悲观，却连哭都不敢哭……就写了一封信给祖母宋庆龄……”
北大给予部分优秀中学校长推荐学生上北大的权利，成为近期教育领域最热的新闻。在严格的高考制度实行多年的今天，北大的“中学校长推荐制”这一举措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一时间众说纷纭。
“高考推荐制”，这个尘封已久的名词，不由得让人想起“文革”前中国高考的那段历史往事。当年，只有“根正苗红”的学生才能获得推荐上好大学，但很多成绩优异的学生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政审不合格，只能被迫降格录取或落榜，成为历史时代的牺牲品。当然，此推荐非彼推荐，二者之间有着截然不同的内容。只是那段令堪称荒唐的往事，今天听来仍然让人唏嘘不已。
尖子生落榜让人费解
我国高校招生走过一条曲折之路，1966～1970年5年没有招收新生，1971～1976年6年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1977年才恢复正常高考。在这之前，1958～1965年的8年中，高校招生还有“不宜录取”和“降格录取”的政策。笔者是1959届高中毕业生，同学中有不少是新中国教育史上这一极“左”招生政策的直接受害者。
笔者的中学生涯是在古城开封度过的。从民国时期一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开封都是河南省省会，这里代表着全省教育的最高水平。母校育才中学的师资、学风、学生在开封都是很好的。我所在的高59届共200余人，1959年高考时除了不愿升学的以外，都考上了大学，而一些尖子生却落了榜，这真让人费解。
省文科状元因出身不好“不宜录取”
在当时的氛围下，人们不敢询问原因，心中的疑问只好压在心底。改革开放后，“左”的错误一次次得到纠正，当年的谜团才慢慢解开。原来，校方在极为保密的情况下对学生作了政审，除了推荐留苏生和保送生外，政审结论基本分为四类：1.可录取机密专业；2.可录取一般专业；3.降格录取；4.不宜录取。政治审查的依据，并非个人表现或学习成绩，而是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出身地主富农家庭的，或者家长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的，或有海外关系尤其是港澳台关系的学生基本上都是不宜录取和降格录取者。当时高校招生时先看政审结论再看考试分数，我的同学中因此失去上大学机会的不在少数。这里略举数例。
江雪，1954年从入朝志愿军退役经考试插班到育才中学初二，始终保持门门功课5分的优异成绩。被保送入高中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小说，又是校学生会副主席、团支书，还多次被评为“三好学生”、“优秀团干部”。1959年高考时，江雪报了北大、北师大等名校。然而，他接到的是一封这样的信：“由于招生名额有限，今年你未被录取”。后来，江雪才知道自己因为家庭出身问题而落榜，并获悉在1959年的文科考生中，各科成绩都在85分以上的，全省只有两人，江雪分数最高。当时有八所大学都想录取这位“省文科状元”，可是均在“不宜录取”政策面前望而却步。
范天成，是老师眼中的文理全才，高中时对巴甫洛夫的高级神经活动学说，卢瑟福的原子结构模型理论，化学中的电离理论，数学中的非欧几何体系十分着迷。他兴趣广泛、视野开阔，已经在有意识地追寻前代成功学者的科研思路与方法，以期为升入大学后及早转入创造性研究做好准备，却因家庭出身问题被“不宜录取”。他找工作时碰到一个急需语文算术代课教师的小学，听说他语文算术都能教，高高兴兴地把他领走。
吕延梅，初中时是“全5分”学生，被保送到高中部。他虽出身富农，但自恃学习成绩优秀，报了北京大学数学系。他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信封右下角印着北京大学四个字，但被蓝水钢笔划掉，改写成“开封师范学院”，又被用钢笔划掉，最终改定为“开封师范专科学校”。开封师专属两年制大专。吕延梅虽被该校录取，上的却是一年制的数学短训班，这种短训班不算学历。从北京大学一降再降，落到师专一年制短训班，吕延梅可谓1959年高考“降格录取”的典型。
孙穗芳
孙中山孙女未被录取“哭都不敢哭”
当时这样做的，不是开封育才中学一家，也非河南一省。受伤害的也不单是高中生，连初中生也因同样的缘故被剥夺了上高中的资格，而且这样做并非一年。“文革”初期开封某中学档案室被撬，学生们发现正要参加高考的66届应届毕业生的政审档案，分类与本文开头所说相同，此事曾引起轰动。这证实了直到1966年“不宜录取”、“降格录取”仍在执行，只是因为“文革”突起导致高考中断，才悄然止息。经查档案，1958年河南省某市高考“不宜录取”的比例是7%，1966年是6.1%。自1958年～1966年，8年里全国遭“不宜录取”、“降格录取”的高、初中生究竟有多少？只有问老天才能知道。
孙中山的孙女孙穗芳在《我的祖父孙中山》的后记中记述：“1955年，我从上海第八女子高中毕业，我三年高中的总平均成绩在90分以上，还被评为五好学生。在教师的指派下，我还负责帮助五位同学通过了毕业考试。虽然有这样的成绩……我不能进入任何一所大学读书。我对自己的未来非常悲观，却连哭都不敢哭……就写了一封信给祖母宋庆龄……祖母很快回了信，信上说：上大学不是人生唯一的道路。不过，她在信的最后一行提到：但愿我明年能进入大学；次年我进入上海同济大学。”孙穗芳的回忆表明1958年以前高考中也有类似的政审条件。只不过1958年以后政审涉及的内容更多了而已。
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9月出版的《荆棘路》中收录了剧作家吴祖光的几篇文章，他谈到自己被打成“右派”后的悲惨遭遇：“什么反右、批判、检查、劳动我们都经受了；但是使我最痛苦的是我的家庭，我的母亲、妻子、子女……我们3个孩子，都不许升学。长子吴刚去近郊农村‘锻炼’，次子吴欢初中读完也送到北大荒，做了7年‘兵团’通讯员，每天走70华里送信的苦役。小女儿吴霜初中毕业后，竟被原来最喜欢她的女班主任老师取消了她升学的权利，只能留在家里……”吴老在这里记述了初中不能升高中的小女儿。
